防青少年网络沉迷项目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二)

2022年03月31日08:30  来源: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编者按:

防青少年网络沉迷项目是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资助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开展的专项课题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整合网络成瘾、游戏沉迷、手机依赖、社交媒体沉迷等相关概念,提出网络沉迷的新界定和测评指标体系,通过调研摸清我国城乡青少年网络沉迷基线状况及重要影响因素,针对防沉迷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预防和干预的对策建议。

哪些保护性因素可以有效预防青少年短视频沉迷?

作者: 防青少年网络沉迷课题组

王新波、朱耀秀

技术跟人类亦敌亦友[1]。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指出“每一种技术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短视频技术也不例外,也同样具有两面性。无视其弊端万万不可,但全面拒绝也并不明智。因此,社会的关注重心应该从短视频的存废这一伪命题转移到影响青少年积极和消极因素之上。我们在清醒地看到影响短视频使用的危险性因素的同时,更应该庆幸地看到在青少年自身及其周围环境中也同时存在着诸多保护性因素,这才是我们需要发力的重点。

一、保护性因素的含义及主要类型

保护性因素是指能够调节、缓冲、隔离或抵消危险性因素带来的不良后果,或即使在危机状态下也可以抑制不良行为发生,促进儿童青少年良好社会适应的各种因素和资源,包括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因素。对于短视频使用行为而言,青少年自身及其周围的环境中存在着诸多保护性因素,特别值得深入研究、全面了解、积极激发、有效运用。

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对青少年短视频使用的保护性因素进行了研究,从来源上可以分个体因素(人口学变量、人格和情绪因素、个体行为特征)和环境因素(家庭因素、同伴、学校、社会因素)两大类型。根据生态系统模型的观点,上述因素中的环境变量又可以分为近端因素和远端因素两类,其中近端因素与青少年的直接经验相关联,远端因素则来源于发展的社会背景,家庭、同伴和学校常被视为最重要的近端因素,而社区环境、社会文化传统和习俗等都可以视为远端因素。在分析儿童青少年的短视频使用行为时要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并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嵌套的网络系统中探寻不同的作用机制与最合宜路径[2]。

表1 青少年短视频使用的保护性因素

二、保护性因素发挥作用的三大模型

研究者认为,保护性因素可以通过多种作用机制在青少年成长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并据此提出了三种效应模型:补偿模型、调节模型和挑战模型 [2]。

补偿模型认为,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相互独立,分别起着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保护性因素的存在可以抵消和补偿危险性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补偿效应)。比如,相关部门出台加强短视频治理的监管政策、行业企业建立一系列规范和强制系统,对于青少年短视频沉迷可以起到强制阻断和消除的作用。

调节模型(也称交互模型、条件模型)认为,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作用是交互的,保护性因素会调节危险性因素的影响,其保护效果取决于二者的具体特征和交互效应的不同水平。

比如,同样的预防沉迷教育课程,面对不同危险性因素影响下的青少年,其保护效果差异很大。有些青少年可能受益终生,有些能保持一段时间效果,有些压根起不到作用,有些甚至适得其反。这也真实反映了现实中沉迷问题应对的复杂性。

挑战模型则认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危险性因素转而也会发挥保护性因素的作用,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也就是说,适度水平的危险性因素反而可能激发个体战胜困境的潜能,给青少年提供挑战和超越自我的机会。比如,多次因沉迷短视频而耽误了更重要事情完成的经历,促使青少年痛下决心卸载短视频APP,因此增强了其抵抗诱惑的能力。

三、青少年短视频使用中的主要保护性因素

1.在远端环境因素方面,加强监管和行业规范可以为青少年健康使用短视频撑起保护伞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短视频的治理,多项专门针对短视频平台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9年12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鼓励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开发适合未成年人使用的模式,提供适合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便于未成年人获取有益身心健康的信息[3]。2021年6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增“网络保护”一章,对网络保护的理念、网络环境管理、相关企业责任、网络信息管理、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作出全面规范。这些政策和制度体系对于青少年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可以遵循补偿模型发挥作用。但现实中存在落实与执行方面的困难与不足,其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2019年3月28日,国家网信办指导组织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2019年5月28日,国家网信办在全国主要网络视频平台全面推广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目前国内已有21家主要网络视频平台全面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并形成统一的行业规范[4]。防沉迷系统在设计上也具有很强的提醒和阻断作用,保护性也是很强的。但其遵循调节模型发挥作用,有赖于用户自主程度和执行力水平等调节,不同条件下效果差异较大。

2.在近端环境因素方面,家庭、同伴、学校等各方提升现实社会支持可以有效预防短视频沉迷

近端环境因素对青少年短视频使用的影响巨大,积极的近端环境因素遵循补偿模型、调节模型、挑战模型等多种作用机制对青少年起到保护作用。研究表明,关怀关系、高期望的信息以及参与和贡献的机会是促成个体改变的最重要的三种保护性因素[5]。关怀是指无条件的信任和爱。具有“简单的持续性的亲切”和“悄然的可获得性”的特征。时刻向青少年传递出“你对于这个世界非常重要”这样的信息。积极的高期望反映的是重要他人对青少年自我纠正能力和内在抗逆力的坚定信念。这种坚定信念是:你拥有实现梦想的每一件东西,我会永远支持你,你一定能够做到!而参与和贡献的机会指的是让青少年拥有帮助他人和贡献自己才能的机会,形成前途感、自我感和成功学习、健康发展的态度,成为遇到问题时的决策者和思想者。

对于短视频使用而言,很多家庭的做法刚好与之相反,当发现孩子出现沉迷甚至成瘾倾向时,往往采取拒斥、怀疑和强行阻断等方式,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家庭作为人类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亲子关系被看作是家庭系统的核心要素。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是防止问题行为形成的重要保护因素[6]。一项基于家庭系统理论的多家庭团体治疗研究表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改善部分归因于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满足以及亲子沟通和亲密度的提高[7]。但是,现实中具有相似亲子关系的个体在短视频沉迷倾向上却有所不同,一项实证研究通过调节模型做出了解释。研究表明,对于父母反应性高的个体,亲子沟通对青少年网络沉迷具有保护作用,对心理需求满足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对于父母反应性低的个体,保护效应和促进效应消失了[8]。这项研究发现增进了我们对为什么具有相似亲子关系的个体在短视频沉迷倾向上有所不同的理解。除此之外,有研究显示,父母对网络使用行为的指导与网络短视频沉迷有关,具体而言,父母很少就互联网使用进行沟通,没有关于互联网使用时间的规则[9],也没有关于互联网使用的规则[10],与青少年网络沉迷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父母对青少年短视频使用时间和使用规则的指导可能是短视频使用的一个保护因素。

在影响短视频沉迷的诸多因素中,同伴在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中起着重要作用[11],甚至超过了与家庭的联结[12]。积极的同伴关系是网络沉迷的保护因素[13],而人际关系不好的青少年有更高的发展为网络沉迷的危险[14]。李宏利和雷雳的研究发现,同伴卷入对青少年网络沉迷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良好的朋友关系都有助于减少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促进积极适应[15]。Beard认为同伴影响是网络短视频沉迷的重要预测变量[16],同伴依恋质量不高的青少年比依恋质量高的青少年更有可能依靠互联网来获得社会支持,发展社交关系[17]。

研究还发现,青少年对父母、同伴和学校的情感联结越强,则其出现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18]。除家庭外,学校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多,较高学校投入的青少年往往会努力遵循社会价值观,规范和期望,进而表现出较少的问题行为。学校兴趣高的学生可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学校活动,在学校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会努力想办法克服[19],从而降低了产生问题行为的可能[20]。根据挑战模型理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危险性因素转而也会发挥保护性因素的作用,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董晨宇老师举过一个遵循挑战模型的经典做法。他说:“我在人大附中做了一件事,让学生们刷抖音,然后用一节课时间来分析App是如何让人上瘾的,这件事的结果是很多学生把抖音卸载了。”[1]

3.个体因素方面,人格中的宜人性、尽责性和希望感是短视频过度使用的保护因素

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是大学生视频成瘾的保护性因素,宜人性越强,大学生的短视频成瘾越弱[21]。宜人性反映个体对他人所持有的友善、利他等人性态度及人际取向,高宜人性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倾向于采取主动、建设性的应对方式,而不是通过逃避等消极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即便现实生活发生变故,高宜人性个体的应对策略也更积极主动,而不会选择沉溺网络来逃避现实[22]。并且宜人性的友善、利他特质使得他们不太容易忽视现实生活中周围他人的需求,短视频不只让他们沉浸于短暂的快乐体验,而且有助于他们获取与他人交际的共同话题,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理解他人,拥有更广泛、更和谐的人际关系,进而容易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心理需求的满足,不需要依赖短视频来逃避现实。

尽责性也是减少短视频沉迷的保护性因素。短视频沉迷主要以其短小、有趣的可视化方式侵占人们的碎片化时间,不太容易满足尽责性人格的心理需求。高尽责性涵盖谨慎、尽责、勤奋、自律、进取、克制等性格特质,他们可能对短视频平台信任度有限,不会过度关注短视频世界中碎片化信息,自律使得他们观看短视频时也不太容易产生沉浸体验,他们积极进取,渴望在现实世界获取成功,不会轻易沉溺于短视频来打发零碎时间[23]。

希望感也是减少短视频沉迷的保护性因素。积极心理学认为,希望感是个体对未来的建设性认知[24]。一项关于家庭功能、希望感、社交退缩和青少年网络沉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功能和高希望特质是降低青少年网络沉迷的保护性因素。较低的社交退缩会有助于这两个因素发挥更好的保护作用[25]。因此,短视频沉迷干预重点应该放在有社交退缩问题的青少年身上。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帮助他们进一步融入班级,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鼓励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更加乐观、充满希望的看法。这些措施也可能对减少青少年短视频沉迷产生积极影响。

在数字化时代,屏幕正在改变着青少年的社交、认知、情绪发展和思维方式,也催促着我们更快地去适应数字环境的变化。只因为新时代的变革给我们带来的恐慌,和对年轻一代被网络短视频俘获的担忧,而单纯地去谈“禁欲”是不现实的,不如一手拥抱青少年一手拥抱短视频,充分发掘和激发青少年个体自身和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帮助青少年更好的适应数字化时代,在与短视频的共存共生中趋利避害,更好成长。

参考文献

[1] 杨璐. 互联网消灭的40件事. 三联生活周刊, 2022(03):34-39.

[2] 金灿灿, 邹泓, 李晓巍. 青少年的社会适应:保护性和危险性因素及其累积效应[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12-20.

[3] 段文娥. 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新闻世界, 2020(09): 29-36.

[4] 蒋俏蕾. 青少年短视频使用的心理、风险及对策[J].青年记者, 2019(25): 15-16.

[5] 丁露露. 优势视角下高中生网络成瘾的预防策略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 2012.

[6] Hirschi T. Causes of delinquency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1969.

[7] Liu, Q. X., Fang, X. Y., Yan, N., Zhou, et al. Multi-family group therapy for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explor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J]. Addictive Behaviors, 2015,42:1–8.

[8] Liu Q, Lin Y, Zhou Z, et al. Perceived Paren?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9, 28: 1571 - 1580.

[9] van den Eijnden RJ, Spijkerman R, Vermulst AA, van Rooij AJ, Engels RCME. Compulsive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Bidirection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0, 38: 77-89.

[10] Mythily S., Qiu S., Winslow M, et 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excessive internet use among youth in Singapore [J]. Annals Academy of Medicine Singapore, 2008 , 37(1): 9-14.

[11] 方晓义,林丹华,房超.感知的和实际的友伴吸烟行为对中小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1, 17(2):26-35.

[12] 林丹华,方晓义.同伴、父母对中小学生吸烟认识、吸烟行为的相对影响力[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1, 17(4):28-34.

[13] Yayan E H, Suna Dağ Y, Düken M E.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y use on working young lonelines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J]. Perspectives in Psychiatric Care, 2019, 55(2):194-200.

[14] Milani L, Osualdella D, Di Blasio P. Qual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in adolescence[J].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2009, 12(6):681-684.

[15] 李宏利,雷雳.青少年的时间透视、应对方式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4, 20(2) :29-33.

[16] Beard K W. Internet addiction: a review of current assessment techniques and potential assessment questions[J].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2005, 8(1):7-14.

[17] 张国华,伍亚娜,雷雳.青少年的同伴依恋、网络游戏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3):354-356.

[18] 陈丽华,苏少冰,林丹华.亲子关系、同伴压力、学校活动卷入与农村中小学生吸烟饮酒行为的关系

[J].中国特殊教育, 2012(8):66-73.

[19] 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i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wellness[M]. New York, NY: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7.

[20] Hu G, Bao Z, Nie T,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problem behavior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indirect role of self-control and school engagement[J].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2019, 12(4):1465-1479.

[21] 李霞,秦浩轩,曾美红,等.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症状与人格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1,35(11): 925-928.

[22] Karimzade A, Besharat M A.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Stress Coping Styles[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1, 30: 797-802.

[23] 杨洋,雷雳.青少年外向/宜人性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02): 42-48.

[24] Snyder, C.R,Rand, K.L,Sigmon, D.R , et al. Hope theory: A member of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family In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M]. New York, NY , USA, 2002, 257–276.

[25] Li X, Zhan P, Chen S,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p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Withdraw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18. 

应对短视频过度使用,我们已有了哪些招数?

作者:预防青少年网络沉迷课题组

朱耀秀、王新波

随着5G技术的发展,短视频必将迎来新一波发展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网络用户主体之一的青少年的发展,政府、平台、行业应该合力规范短视频市场,从完善法律、革新技术等多层面预防青少年沉迷短视频。家庭、学校和社会要对青少年加强关心关注,提供适宜的支持,青少年个体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网络素养。2018年开始,国家加大了对短视频的治理,与此同时企业、家庭、社会和青少年群体也都积累起了许多应对招数。

(一)针对供给侧的策略

1.加强相关部门对短视频行业的立法、监管和对公众的正确舆论引导

互联网时代的短视频,犹如滚滚潮流中的水,治理和开发得不好会成为洪灾水患,治理和开发得好则会成为“水利资源”。实践经验表明,相关部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有效治理。

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短视频过度使用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带来的风险隐患,筑牢“防波堤”,撑起“保护伞”。要想推动短视频平台健康向前发展,法律法规必须如影随形地跟进,并且及时修正完善、建立健全[1]。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短视频的治理,多项专门针对短视频平台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同时,相关部门要建立监管长效机制,提高短视频平台企业的试错成本,督促其加强管理,谨慎处理和平衡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2] 。此外,要建立用户违法行为处罚体系。建立黑名单制度,防止UGC内容传播者在违规视频被封禁或账号被删除的情况下东山再起,改善屡禁屡犯的管理现状。

另一方面,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可以通过公益广告等形式广泛宣传短视频沉迷的预防和防治措施,普及科学干预短视频沉迷的方式,消除社会公众对短视频沉迷的理解偏差。要组织科研人员加强对于适度使用短视频的研究,发掘短视频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看到其满足青少年需求的一面,科学宣传与引导青少年、家庭和社会正确看待。

2.加强平台自律与产品的迭代升级

首先,平台自律是短视频内容管理最基础、最根本的方式。目前,You Tube实行13岁以下青少年保护措施,抖音上线的“风险提示系统”和“时间管理系统”,快手上线的“家长控制模式”和未成年人过滤内容池等,都迈出了保护青少年的第一步。不过研究发现,当前短视频平台推出的“青少年模式”在身份确认、内容把关、传播推送、隐私保护这四个方面存在明显漏洞,为此要借助更精准的技术、更综合的方法、更具可操作性的标准,以及引入第三方审查等策略,让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真正长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3]。

其次,短视频平台要加强创新,针对青少年群体进行不同于成人群体的产品迭代和升级。比如,虽然抖音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位置较佳,设置也简便明了,但今年5月的一份调查报告却显示,依然有27.5%不愿意主动使用青少年模式用户中,其中42.4%的未成年人不愿意主动使用是因为担心青少年模式影响上网体验,而另外近六成的青少年不愿意主动使用可能跟他们对于提醒的心理偏好有一定关系。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DT)的观点,成就、自主和关系的需要是人类行为最有影响力的动机之源,青少年更是如此。同时,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喜欢新颖、变化和个性化的事物。基于此,建议青少年模式的自动弹出的提醒窗口可以有多种形式和时间设置,以方便青少年自主选择,比如彩铃式、血条式、自助式等等。并且,可以把青少年群体按照不同年龄段划分为小学中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和大学,根据不同亚群体的偏好进行弹出窗口设计和内容建设。

第三,短视频平台要成立专门的研究性部门,加强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民生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研究以及围绕短视频的相关研究与社会热点分析。紧紧把握住与青少年有关的国家政策导向和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精心规划高端栏目与推送自研短视频,以提高服务青少年的短视频的内容质量和制作水准,兼顾吸引力、教育性与社会贡献。比如,针对家长和社会对于短视频对青少年视力、学习、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可以依据具身认知理论,开发出“动起来”观看新模式的短视频产品与学习潜能激发类的短视频产品;依据美国眼科学会“20-20-20”护眼法则和7±2的短时记忆容量规律,对不同学段青少年设置不同的提醒时间点:以15秒的短视频为例,小学生用户应该2.5-3分钟一组、5-7组一个单元、15-20分钟提醒一次,中学生用户应该3-4分钟一组、7-9组一个单元、30分钟提醒一次,大学生用户则应该4-5分钟一组,9-12组一个单元、40分钟提醒一次;针对抑郁、双减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发出有趣、权威、“解渴”的微课式短视频;针对主流价值观培育问题,开发国家倡导的精神,开发出建党精神、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航天精神等“精神谱系系列”自主品牌短视频。

3.加强行业和社会监督

有研究者认为,短视频平台兼具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双重属性,在平台自律、政府刚性规制的同时,还应借助社会力量对短视频内容传播实施监督[2]。行业协会自律是短视频平台自律与政府强制监管之间的有效缓冲。一方面,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职能,完善行业规范。成立短视频协会,并由其牵头建立完善的诚信机制,对于违规账号进行短视频全平台封杀,提高短视频制作者的“违规成本”。另一方面,由社会组织牵头,联合各平台、新闻媒体及律师等各行业人士搭建行业自律平台,对一些传播虚假消息的短视频及时发布辟谣信息以正视听,并针对普遍存在的失范现象,制订统一的行业标准,对其进行规范。

研究者还指出,应该发挥用户监督作用,完善社会监督模式[2] 。用户既是短视频平台的使用者也是其监督者,鼓励用户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可以扩大对短视频失范行为监督的范围。同时,政府监管部门也要畅通公众举报渠道及时回应并处理网民的投诉建议,并视问题轻重程度督促短视频平台进行整改。

(二)针对用户侧的策略

目前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都需要依靠用户自主选择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要防止青少年短视频过度使用,培养和提高青少年的网络媒介素养非常重要[4][5]。所谓媒介素养,就是公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研究者认为,目前,不少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与之运用媒介的能力不匹配,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就是提高青少年认知、参与、适应媒介的能力。

1.学校应开展媒介素养相关课程

研究者认为,学校不仅要关注青少年的网络媒介使用能力,更要关注青少年使用网络的安全意识、分辨判断能力和自律自控意识。学校可以通过相应的课程安排、活动组织,将青少年网络素养纳入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了解网络沉迷的表现,知晓网络沉迷的危害,培养青少年理性健康用网[4][5]。也有研究者建议针对大学生要基于不同的使用动机进行不同人群的干预[5],对于娱乐动机占主导因素的用户人群,可增强其娱乐方式的多样性;对于社交动机占主导因素的用户人群,可引导其多参加线下社交的场景活动,拓展其社交广度;对于自我表达动机占主导因素的,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满足其自我表达需求,避免其对短视频APP的沉迷使用。

2.家长应提高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指导能力

有研究显示,父母对青少年很少就互联网使用时间和使用规则进行沟通,与青少年网络沉迷有密切的关系[6][7]。因此,家长应该提高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指导能力。

首先,家长应该在短视频世界与青少年开通对话系统。线上生活不应该是青少年的私密行为或者个人行为,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线上生活应该有交集,而不是各自为政。否则家长跟青少年之间会形成一堵墙,父母不知道青少年在干什么,这样监管行为不可能进入。父母应该主动了解各大火爆的短视频平台的基本内容和趋势,搜寻可能会对青少年有帮助的学习网站,体验青少年的网络生活,给他们提出有效而贴心的建议,在短视频世界跟青少年开通对话系统,才能够真正影响到他。

其次,家长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和网络自控能力,以身作则,打造优良电子家风。当家长在陪伴青少年的时候,无论是陪写作业还是陪玩,可以提前将手机调成静音,并且不让手机暴露在孩子眼前,保证家长的陪伴是一心一意的。家长还可以与青少年一起商量,将电子产品的使用频率、习惯和运作方式安排妥当。家长还可以参与青少年的线上活动,与他分享有趣的短视频内容,有价值的信息、书籍或文章等。

3.青少年应该了解短视频成瘾背后的机制,养成良好的用网习惯

对于青少年个体而言,要了解短视频沉迷不仅与个体的自控力相关,长时间、重复地刷屏行为所产生的习惯也是造成上瘾的重要原因。心理学家温迪·伍德认为,意志力是看着美味的巧克力饼干又拒绝它们,而良好的习惯,是一开始就让你身边没有这些美味的巧克力饼干。研究者认为,对个体的行为进行重新构建,培养新的习惯取代旧的习惯是消解短视频成瘾的重要途径[8]。最近,有一个沉迷抖音的使用者介绍说,她尝试了一种借替代品戒掉抖音的方法,可能对沉迷短视频的青少年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即从短视频转到中长视频,再转到长视频,最后转到纪录片,让自己的大脑慢慢恢复适应长周期的内容。她介绍说:“现在的碎片化时间,我会强迫自己看纪录片,哪怕是一个片段也好,原则是绝不看各种平台的短视频,不打开视频号”。

成瘾行为习惯通常由三部分组成:线索(任何能促使行为的东西)、惯例(行为本身)和奖励(训练大脑在将来重复该习惯的回报)。在短视频成瘾这一行为中,线索为各类短视频APP,惯例为个体欲罢不能地刷屏行为,奖励为个体从短视频中所获取的愉悦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短视频平台的设计者已经很好地研究了这个按钮,他们通过“算法推荐”“奖赏反馈”等上瘾机制设计,导致青少年在线时间大幅增加[9]。因此,青少年要形成对互联网媒介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培养对媒介和互联网产品合理的使用习惯。弄清楚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沉迷于短视频,努力去改善这些情境,在使用移动短视频APP的产品时要主动开启青少年模式,最大化地利用互联网媒介资源,发挥移动短视频APP的产品价值,要明白那些靠放纵得来的短暂快乐是无用且空虚的,只有历经磨砺取得的成就才是充实美满的。

总之,从社会大环境到政策法规再到平台自身,探索短视频行业规范化的脚步从未停下。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未来短视频行业必然会越来越规范。短视频作为新媒体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媒介形式,我们应该保持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将其存在的问题解决,让短视频平台和青少年都能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刘金星.短视频平台监管的困局与破局[J]. 现代视听,2018(07).

[2] 赵玉文.抖音短视频内容传播的伦理失范与规制[J].传媒,2020(01):52-54.

[3] 段文娥.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闻世界, 2020(09): 29 - 36.

[4] 蒋俏蕾.青少年短视频使用的心理、风险及对策[J].青年记者, 2019(25): 15-16.

[5] 陈安心.移动短视频APP大学生用户沉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暨南大学, 2019.

[6] Van den Eijnden RJ, Spijkerman R, Vermulst AA, van Rooij AJ, Engels RCME. Compulsive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Bidirection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2010, 38: 77-89.

[7] Mythily S., Qiu S., Winslow M, et 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excessive internet use among youth in Singapore [J]. Annals Academy of Medicine Singapore, 2008 , 37(1): 9-14.

[8] 谢兴政, 贾玉璇.“屏媒时代”青年群体短视频成瘾现象及对策分析[J].编辑学刊, 2021(01): 30-35.

[9] Zell A L, Moeller L. Are you happy for me on Facebook?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likes”and comments[J]. Comput. Hum. Behav., 2018,78: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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