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正颠覆一切，公益慈善也不例外。互联网让公益项目的传播变得快速高效，让公益资金的筹集变得简单便捷，让公益组织的执行变得透明公开。然而，这必将是一场优胜劣汰的生存竞赛，只有那些主动进行公益产品创新的互联网公司，以及积极寻求与互联网结合的公益机构，方能在这场残酷的竞争中决胜千里，赢得发展新机
中国网络捐赠发展史
2014年3月22日9时8分，“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消息，标题为“腾讯公益，救助患癌首席记者”。邓飞同时写道，“已捐十元，请帮助我们这个记者同行，拜托大家!”不到一个小时，9点56分，邓飞再次转发了这条消息，告知大家可以“修改和增加捐款”，自己再为这位记者捐款500元。
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腾讯乐捐上发起的一个线上公益项目，点开消息，跳转至捐赠页面，即会显示包括对受助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之一过国亮的简介、简明的“我要捐款”功能、项目详情及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简介。以10元为基准，捐款人可以10的倍数递增设定捐赠额，轻触“我要捐款”按钮，页面跳转至微信支付页面，输入与微信支付关联的银行卡密码，短短几秒，便完成整个捐赠流程。
这条捐赠消息以媒体人为主力，在微信朋友圈内不断得到转发，在各个微信群里也被广为推介，截至3月29日上午6时，仅在腾讯乐捐平台便已募得314432元善款。此外，新浪微公益、支付宝love平台也为受助人开通了捐赠通道。
3月18日，“2014联想—友成公益创投‘教育信息化创新’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召开，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指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在于，借助互联网，可以实现反贫困代际传播。”
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互联网浪潮正在重新定义人们的日常生活，购物、社交、教育等行为正在被互联网颠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在颠覆着中国的公益行业，从最初的通过网站传播公益信息，到论坛时代的群组讨论，继而是公益机构和互联网巨头建立专业的公益网站，再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互联网捐赠平台的相继开通，新浪微博借“微博打拐”等公益项目不断推进微博公益氛围的营造，直至时下甚嚣尘上的移动互联网公益。毋庸置疑，互联网正在变革中国公益。
互联网之于中国公益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正在进入人人公益时代，传统的线下公益模式，人人公益可能需要510年才会产生显著的变化，而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两年之内就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汤敏认为，与商业、金融等领域相比，公益是最需要互联网的，“公益主要解决的是关乎弱势群体福祉的社会问题，传统单纯的线下公益模式，注定了公益只能成为小众的、边缘的行业。而借助互联网，公益可以迅速地与商业打通、与边远的贫困人群打通，让公益大众化，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无论是汤敏，还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抑或是益云(公益互联网)社会创新中心发起人万涛，都认为互联网对于中国公益行业意味着新的机会，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公益机构在互联网与公益的结合上表现出的热情与创新能力，与国际同行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晓超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国外，公益机构追着互联网公司开发新的公益产品。在中国，通常是互联网公司引领公益机构进行互联网创新。”
事实上，近几年中国互联网与公益的结合，正呈现出一幅看似各自为阵、实则相互融合的图景：互联网巨头打造公益平台，以基金会为代表的公益巨头借助互联网进行组织内部变革和运营项目，一大批极具创新性的轻型公益组织因互联网而生，应互联网而兴，实际运行中，各个主体之间经常跨界融合、联合发力。
平台生长
2012年9月15日，在深圳市爱佑和康儿童康复中心开幕仪式上，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腾讯将继续推动互联网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通过全公益平台，塑造全新的公益生态，推动业界的精诚合作。”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该项目捐赠1000万元。
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节点，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加快了打造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步伐，借助各自在商业上的优势，奠定了在互联网公益平台上的江湖地位。
腾讯依托庞大的用户建立了乐捐、月捐及微信直捐等拳头产品;新浪微博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化媒体平台，自2011年春节“微博打拐”等公益项目取得爆发式传播后，夯实了自己“微博改变公益”的战略定位，2012年2月17日正式上线微公益平台，陆续推出个人求助、转发捐助、微拍卖、品牌捐、公益话题等公益产品;百度则紧扣自己中文搜索第一品牌的优势，把搜索框做大，相继根据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推出老年搜索、盲人搜索等特殊搜索，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30多小时后，“百度全网寻人平台”上线，借助百度业界领先的搜索技术、庞大的用户规模、海量的数据优势，让信息触达的几率迅速提高。
与上述三家互联网巨头相比，阿里巴巴则另辟蹊径，提出打造“平台公益”。“阿里巴巴不做公益平台，我们做平台公益。公益平台提供的是公众的公益慈善诉求落地点，而我们更希望通过阿里巴巴现有的淘宝、支付宝等平台，通过商业的方法转化为公益价值。”阿里巴巴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经理顾潇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自2005年2月开始，阿里巴巴即开始鼓励公益机构在淘宝上开设公益网店，并减免相关费用。截至2013年6月，共有266家公益机构入驻淘宝或天猫商城，爱德基金会旗下的爱德面包坊公益网店、免费午餐基金运营的免费午餐公益网店，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在介入公益时，我们也做一些科技感十足的事情。”百度公益基金会执行副秘书长卢健说。在互联网公司看来，减少中间环节，更方便更高效满足用户的需求，是创新的驱动力。这种思维在打造捐赠平台及其过程中的产品升级上体现得淋漓极致。
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地震发生，18时，淘宝网开通网络捐赠快速通道，打开了中国公益行业网络捐赠的突破口。接下来的几年，网络捐赠平台实现了爆发式增长。2008年，腾讯捐赠平台上线;2010年，支付宝love频道上线，淘宝平台公益开放;2011年，腾讯微爱上线;2012年，新浪微公益上线，百付宝网络捐赠平台上线，支付宝E公益平台上线。
“互联网公益产品的推出，都是基于用户的需求。以新浪微公益平台为例，其动力来源于微博用户的需求。当每天出现成千上万条求助信息，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爱心人士不知道怎么释放自己的爱心时，新浪微公益平台顺势而生。”贝晓超回顾了设计新浪微公益平台的初衷，“在微公益平台上，捐赠双方的需求能够相互匹配，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大的公益信息搜索引擎。”
平台构建起来后，持续的生长亦十分重要。
新浪微博团队发现，众多明星名人喜欢在微博上倡导公益，很快就研发出“微拍卖”—一款广为明星们喜欢的公益产品。与《时尚芭莎》的深度合作促成了这个产品的华丽呈现。
2012年7月，在芭莎明星慈善夜举办前两个月，有40多位明星同时参加了微拍卖，周杰伦捐出的拍品是《青花瓷》唱片demo，姚晨捐出了钻石项链，吴奇隆捐出了春晚演出服，冯绍峰捐出了一辆高档山地车，陈鲁豫则带来了两套马爹利。2013年，微拍卖又推出了虚拟物品拍卖，明星通过捐出自己的一条微博发布权，帮助公益慈善机构筹款，明星微博发布权的竞拍者可借助明星微博的影响力发布求婚、致歉、祝福等内容。谢娜、吴奇隆、韩庚、郭涛、李冰冰、林心如等明星参与了微博发布权的拍卖，其中有不少明星是主动找上门要求参加。
对互联网公司而言，根据用户的需求提升自己的公益产品设计能力，不断优化用户体验，也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
今年1月1日，百度新成立大数据部，并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汇总该中心和网友搜索的数据，构建中国疾病疫情的可视化数据库。
“很快，阿里巴巴会启动云公益项目。我们希望通过云计算的支持，开放更多云计算的资源，为公益组织提供更多服务。”顾潇表示。
互联网公司在不断自我更新、升级的同时，也对公益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希冀它们能够主动拥抱互联网。“互联网是公益的灵魂，一个公益机构、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没有与互联网结合，它注定是没有灵魂的。”贝晓超说。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仅要为公益机构提供工具，而且要改变它们的运营思维。事实上，很多公益机构并未真正意识到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价值，这需要我们把互联网的价值再描述得清楚一些。”卢健进而对公益机构如何善用互联网做出了路径描述，“第一阶段，用好互联网工具，帮助组织发展;第二阶段，用互联网的产品思维改造公益项目。”
“阳光书屋”团队在办公室为农村孩子调试平板电脑
“老树”开“新花”
中国一些知名基金会，很早就有了利用互联网实现组织变革和运营公益项目的意识，并且做了诸多尝试。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入职红基会的情景。2005年3月，王汝鹏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调任红基会秘书长。当时的红基会还是个“烂摊子”，为振兴红基会，王汝鹏的总体思路是“策划公益项目，推出公益产品”。然而，当时的红基会信息化办公条件极差，甚至设计出的公益项目和策划方案都无法通过邮件发出去。
王汝鹏决定借助互联网，以实现红基会的快速复兴。当年，红基会确定“打造中国最透明的基金会”为目标。很快，红基会的官方网站建成。“这是一个开放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示我们的公益项目，公示需要救助对象的资料。”刘选国说。此外，红基会也通过官方网站披露项目信息、筹款信息等，在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中，率先做到了捐赠人可通过网络查询自己的捐赠流向。互联网开始成为红基会发展的重要抓手。
2005年年底，红基会与多家互联网公司合作开展“百千万爱心行动”，动员100个网站、千名网络志愿者、募集百万资金救助病患儿童。这是红基会借助互联网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募捐尝试。同年，红基会开通了网络支付渠道，网民可以通过网络便捷捐款。2006年3月10日，红基会刚刚发起成立“玉米爱心基金”，恰逢歌手李宇春的生日，粉丝们源源不断通过网络捐款，导致红基会网络一度瘫痪。第二年李宇春的生日，网络堵塞的场景再次上演。
此后，红基会不断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项目公示、网络求助、网络查询、项目地图、大数据筹款等方面的探索。“新的互联网技术革命正在转变公益项目的筹款和实施模式，我们一直在研究探索如何把红基会的捐赠对象，从依赖大公司转向普通公众，如何利用移动互联技术更方便于弱势群体的求助和捐赠者的查询。”刘选国说。
与官方背景浓郁的红基会相比，历史同样久远的爱德基金会，作为民间公益机构中的领军者，在公益机构互联网化的道路上的探索引人注目。
“互联网之于公益机构，不仅仅是工具，互联网思维应该融入到公益机构的组织细胞中。”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说。他认为，爱德基金会倡导并实践的“明行、明慧、明道”的三明公益理念，与互联网公益“开放、透明、民主”的特点不谋而合。
爱德基金会的互联网公益实践始于2003年，那年，爱德基金会建立了官方网站，爱德基金会新媒体主任曹慧将之比作爱德基金会的一张名片，“虽然只是简单的静态页面展示，但还是走在了中国公益机构互联网化的前列。”曹慧2006年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时，被爱德基金会招至麾下，爱德基金会对互联网的重视可见一斑。在2006年，将机构介绍、财务信息、项目内容等搬上互联网，还不是一件时髦的事情，爱德基金会却开始了公益互联网化的尝试，以捐赠人的需求和体验为出发点，在官方网站上增设公益互动和讨论区，将财务信息悉数披露在网上。
如果说2003年是爱德基金会的互联网元年，那么2007年则是腾飞之年。2007年，腾讯正在筹建其公益平台，面对互联网浪潮，国内大部分公益机构显得颇为被动。爱德基金会选择了主动出击，自发寻求与腾讯的合作，其结果是，当腾讯月捐上线后，第一个项目就是2008年6月推出的与爱德基金会合作的“e万行动孤儿助养项目”，该项目迄今已为农村孤儿筹款2400万。爱德基金会资源发展总监李洋坦言，“当时只是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并没有想到互联网在今天会对公益带来这么大的变革。”
爱德基金会利用互联网，同时也在反思互联网。随着线上捐赠平台的不断引入，他们发现单纯的网络筹款无法给网民带来真实的公益体验。于是，在继续进行网络筹款的同时，爱德基金会还邀请爱心人士参与线下的公益项目，在体验中为项目提出建议和意见。“线下体验环节，促进了捐赠方和受捐方的了解和融合，反过来也会带来线上筹款的增长。”李洋说。
继2007年的网络募捐尝试后，爱德基金会不断拓展与腾讯、淘宝、新浪微博的合作，打造多种网络捐赠渠道，借力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社交媒体，实现快速传播与舆情监测。
2013年年初，爱德基金会成立了新媒体部，丘仲辉提出，爱德基金会要进入“共享价值互联网公益时代”，“未来，互联网公益应该是一个更为开放的、注重‘分享价值’的互联网社区。在这个社区里，我们的目标是发现社会问题，并在互联网平台上探索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模式。我们不仅关注机构筹款的数字，更关注实际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深远影响。”
与1985年成立的爱德基金会、1994年成立的红基会相比，成立于2007年的友成基金会无疑是一家“年轻”机构。
“友成基金会正在推广新公益，‘新’字的核心就是互联网，借助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的方式，中国公益能够再上一个台阶。”汤敏说。在友成基金会旗下的项目中，创业咖啡、常青义教是与互联网联系最紧密的两个项目。创业咖啡通过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合作开设社会创业网络学分课，将友成基金会的社会资源引入课堂，将北大的教育资源分享给社会，扩大学生的社会视野及创业视野。仅2013年，创业咖啡的远程授课点就多达84个，包括64所高校和20个基层社会组织，课程直播覆盖人数超过4000人，网络公开课平台的报名人数超过11000人，课程观看次数超过70000次。常青义教的内容是组织城市退休教师到乡村支教，项目起初比较传统，但在实际运营时，友成基金会发现城市退休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完成在乡村学校听课、评课的过程。现在，这些城市退休教师除了每年一两次去乡村学校与乡村教师建立联系外，剩下的教学帮扶环节都已通过互联网实现。
“作为公益组织中的一员，包括我们的公益组织和我们自己，有时对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由此带来的变革的敏感度还不够强，公益组织和公益人要更多关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汤敏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新势力崛起
在一些体量庞大、历史久远的基金会借助互联网进行内部组织变革的同时，一批由新生代公益人打造的公益项目和机构，正在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迅速捕获因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公益机会，填补基金会遗漏的公益项目，找准一个点不断掘进发力，持续深耕。
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阳光书屋乡村信息化教育行动联合创始人及执行总监杨临风发起的阳光书屋，以及万涛发起的益云(公益互联网)社会创新中心，正是深具互联网基因的新兴机构。
“互联网技术的崛起，将给公益市场的发展带来一个腾飞，就说一个邓飞，仅去年其微博点击数就达到十亿，简直不可想象。”徐永光感慨道。
贝晓超对始于2011年春节前后的微博公益印象深刻，当时，新浪微博内部非常支持陈士渠、邓飞等人发起的“微博打拐”，新浪微博让微博公益的先行者发现借助微博做公益可以很绅士、很舒服、很有能量。“他们也在帮我们打造品牌，营造微博公益的气氛，通过‘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公众知晓了在微博上做公益可信、安全、方便。”贝晓超说，“我们一直视‘免费午餐’为新浪微公益样板。”
邓飞不负众望，迄今为止，他共打造出七个公益项目，包括微博打拐基金、免费午餐基金、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让候鸟飞基金、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暖流基金及e农计划。虽然每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无不借助互联网的传播、筹资等便利实现快速崛起。
“三年前发起免费午餐之初，我们就开始尝试利用微博进行品牌传播、募款与信息公开等，因此发现了互联网之于公益的巨大价值—让中产阶级通过互联网便捷地参与、了解、监督免费午餐，成为我们的伙伴。”邓飞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其实不仅免费午餐，这一理念也在邓飞所有的公益项目中都得到了体现。
邓飞天生对新技术十分敏感，这让他在互联网公益时代如鱼得水。免费午餐刚启动时，邓飞曾在微博上探讨进行公益拍卖的可能性，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王帅看到后，主动联系邓飞，希望免费午餐能在淘宝上建一家公益网店，邓飞当即应允。后来，阿里巴巴为免费午餐的淘宝店免除了入驻淘宝商城的费用，并取消了销售商品品类的限制。
2013年年底，邓飞发起新的公益项目—e农计划，将地处偏远、无工业污染、丰富而安全的农产品，以互联网为通道对接城市消费者和乡村农民。今年3月11日，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2014年“全球青年领袖”评选名单，邓飞和京东商城CEO刘强东是入选该名单的两名中国人。
邓飞正从中国走向世界，1987年出生的杨临风却从国际回归本土。杨临风拥有显赫的求学背景—高中就读英国伊顿公学，后入读哈佛大学。2011年，他大学毕业返回中国，在世界顶级的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联合阳光书屋课程总监朱若辰，将二人在大学期间发起的阳光书屋(借助互联网改善中国乡村孩子教育不公平的公益项目)落地。阳光书屋团队现在羽翼丰满，除杨临风之外，朱若辰毕业于杜克大学，关注乡村和信息化教育多年;项目总监高任骋，本科毕业于北大，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阳光书屋负责对接和支持所有与学校合作的项目;技术总监李诺，此前是创新工场点心团队的高级主管，现带领一帮优秀的互联网工程师为阳光书屋工作;团队中多人均有乡村支教的经历。
由于看好阳光书屋乡村教育信息化的社会价值，香港信和集团主席黄志祥、赠与亚洲基金会(Give2Asia)名下的法宝计划专项基金，均为阳光书屋提供了启动资金。
起初，阳光书屋通过自主开发课程软件、教学视频和桌面系统，以500多元的价格与平板电脑生产商合作，免费发放给试点乡村学校的学生使用，把自己开发的、已经屏蔽了游戏等软件后的桌面安装在平板电脑上，使平板电脑成为学生的专用设备。他们称这个产品为“晓书”。同时，在教师的主机上设置教师网络平台，方便监测每个学生的学习进程，以便对每名学生进行针对性辅导。阳光书屋团队分为两拨运营项目，运营团队和技术团队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进行整体运营和产品开发，另有几名工作人员则深入项目学校，指导学生和教师使用阳光书屋提供的互联网产品。
发展过程中，阳光书屋不断进行资源整合。多看阅读为阳光书屋定制了阅读软件，供学生提升阅读能力;沪江网为其免费提供了“开心词场”背单词软件;由于团队的国际化视野和影响力，全球领先的软件设计与定制开发公司ThoughtWorks免费帮助阳光书屋的技术团队做了2个月的开发辅导和流程专业化梳理。
根据乡村学校的特点，阳光书屋不断优化自己的产品。为适应农村学校电源插座少的实情，负责硬件的杨歌设计了专门的充电盒，能够同时满足一个班级的学生为“晓书”充电。为解决乡村学校网速慢的问题，阳光书屋在试点学校铺设了本地无线局域网，使“晓书”能顺利维护更新。
考虑到阳光书屋的可持续发展，杨临风他们成立了一家商业公司，技术团队在做好阳光书屋既有公益项目的软件产品开发和维护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商业化产品的开发尝试。由于资金不足，阳光书屋的发展受到制约，至今受益学生只有几千名。但杨临风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先做精，再图规模，“商业机构的盈利需要一段时间，至少未来一定时期内，阳光书屋依然需要依靠捐赠，商业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阳光书屋分担开发成本，未来希望它能成为阳光书屋的资金支持来源。”
与杨临风逐渐“收缩战线”不同，万涛正在野心勃勃地扩张自己的事业版图。
多年前，万涛被互联网业界称为“中国黑客教父”。现在的他“改邪归正”，凭借自己的互联网技术造诣，为中国的公益机构提供互联网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客户包括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等。
现在，益云的两款主打产品是益播和益图。益播是一个公益广告联盟，整合网络传播渠道，发动更多的网站、站长、个人参与到传播中。致力于帮助公益机构打破传播界限，摆脱对门户网站的依赖性。益图是一款众筹社会地图，通过汇聚网友提供的社会问题数据，在网络上将社会问题呈现出来，是基于大众公益参与及大数据的前提下开发的公益产品。
“未来，我们要走社会企业或公益创投的道路，加强我们的产品开发及服务能力，同时增强我们的运营能力。”万涛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我们可能把益云变成一个公益众筹的平台、一个开放平台，鼓励更多开发者在平台上进行互联网公益产品创新。”
在万涛看来，未来的益云众筹、开放平台的思路，是一种广义上的公益资源联合。在一些具体项目上，益云也已做了联合的尝试。2013年1月，益云和新浪微公益合作打造了“帮助孩子回家”软件。马年春节，益云和腾讯合作，帮助“顺风车”公益活动进行了广告传播。
“益云还计划联合政府部门，达成信息共享和资源对接。比如，政府救灾部门可以通过租赁或购买救灾资讯和数据，鼓励民间互联网服务和支持机构进行信息化开发和推动。”万涛说。
走向联合
近段时间，刘选国正忙着安排红基会宣传部门和业务部门推进与腾讯公益的合作：“我们要将中国红基会的公益项目，包装成符合互联网需求的形式，借用它们的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借助其移动支付通道来募集善款”。此外，红基会2013年与志愿者合作在淘宝网成功进行了“白雪可乐”网店的微公益尝试，与新浪微公益平台也签署了合作协议。
这是公益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联合，是一种双向的联合。除了互联网公司的公益产品需要借助样板项目提高知名度外，在卢健看来，互联网公司介入公益创新还有三重价值，“第一，能够提升互联网公司的品牌形象，用户会觉得这样的公司是有爱、值得信赖的;第二，以公益为媒介，能够有效推动互联网公司上下游利益链的沟通;第三，凡是发展滞后的领域都需要推动，凡是发展滞后的地区都意味着贫困，互联网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助力社会问题的快速有效解决。”
基于此，卢健提出了百度的下一步计划，“第一，要把更多的互联网技术创新应用到公益项目中去;第二，继续扩大搜索平台的公益作用，联合更多的公益组织，帮助它们在百度的平台上获得急需资源。”
公益机构与公益机构之间，公益机构联合起来与企业的合作，也在不断地达成。
2013年7月，友成基金会常青基金主任苗青突然接到汤敏的电话，汤敏告诉苗青，“常青义教应该进行大规模复制。既然哈佛大学公开课能够通过网络远程传到世界各地，我们为何不能把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的课程同步直播到常青义教的试点学校呢?”这是汤敏在参加了一次慕课(简称“MOOC”，也称“MOOCs”，是新近涌现出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研讨会后突然产生的灵感。
此后，常青义教升格为常青基金，进入大规模的课程复制推广阶段。“我们发现，依托互联网推广常青义教的课程非常有效，能够大规模快速复制课程，让常青义教的发展如虎添翼。因此，我们当即决定在项目中引入乐PAD。”苗青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2013年10月，友成基金会获得联想集团100万元捐赠，但联想集团提出以乐PAD冲抵这笔捐赠，友成基金会欣然同意。联想同时提出，这批乐PAD必须捐给学校，使之真正帮助乡村学生。汤敏突然想起之前接触过的杨临风，他对这个通过开发软件帮助乡村教育信息化的年轻人印象深刻。于是，汤敏告诉苗青，这笔捐赠可与阳光书屋联合达成。
在汤敏的协调下，常青基金、联想集团、阳光书屋的合作很快建立，联想集团如约提供了价值100万元的乐PAD ,常青基金负责发放到常青义教、阳光书屋及联想项目校，阳光书屋则提供了自行研发的教学软件，这些软件通过对教材知识点的细分，以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
“我们希望这种信息化教学模式，能够引起教育部或工业信息化部的注意，联合它们共同推进，才能把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信息化教育大规模推广开来。”苗青说。
同是2013年，新浪微博联合361度做了一次“买一善一”的公益营销活动。当时，361度正在进行电商化转型。新浪微博与361度商谈近两个月，设计出了双方满意的公益项目，即消费者每购买一双专款鞋，361度就会向贫困山区孩子捐赠一双崭新的运动鞋。方案敲定后，新浪微博为361度牵线找到执行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走访四川、贵州等地贫困县，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了关于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缺鞋问题的深度调研—《儿童“光脚”报告》。消费者在购买一双专款鞋的同时，会有一双新鞋捐给由消费者指定的贫困儿童，贫困儿童在收到鞋子后，会写一张回应卡告知消费者由其捐赠的鞋子已经收到。截至2014年3月29日23时30分，该项目已为36535名贫困山区儿童捐赠了新鞋。
“这是商业公司联合新浪微博的一次公益营销尝试，消费者在线上购买的同时完成捐赠行为，但我们坚持以公益营销不损害公益项目本身为前提。”贝晓超表示。
在总结爱德基金会与互联网结合的经验时，李洋把“重视互联网公司的公益平台”作为重要一项，“很多公益机构和网民都聚集在这些平台上，一家公益机构的力量毕竟有限，我们要主动寻求与这些平台的合作，以更好地整合公益资源。”
移动时代
尽管移动互联网、互联网思维在公益行业甚嚣尘上，万涛却表达了自己的质疑，“互联网思维之于公益行业，就是变通渠道和加快速度。虽然借势移动互联网在公益行业内已几成口号，但真正理解其要义的公益机构少之又少。”
刘选国也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益机构跟不上时代变革而担忧，“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中国的公益组织在这一轮移动互联网络的巨大变革中没有搭上技术快车，将会面临落伍的危险”。
无论如何，互联网与公益的结合已势不可挡，中国正走向移动互联网公益时代。
似乎正是呼应此潮流，互联网巨头也在加快公益的移动互联网布局。
2013年5月，第五届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GMIC)上，主持人陈伟鸿曾问李连杰，“壹基金是如何借势互联网技术的?”“壹基金在五六年前成立时，第一件事考虑的就是移动互联网。因为人人公益，每个人一元，怎么筹，一定通过高科技。”李连杰答，“通过移动互联网这种新的科技形式，把每一个个体的爱心，用最低成本，通过这样一个公共平台来帮到社会，帮到需要帮助的人。”陈伟鸿又问马化腾，“有没有试想未来专门针对公益慈善开发一种产品或应用?”马化腾很干脆地回答，“这是好建议，也许可以作为微信下一个插件，在线捐款的慈善，甚至把我们原来月捐的平台搬到微信上，这是很有想象力的。”
4个月后，马化腾的预言就成为了现实。2013年9月22日，深圳慈展会1号馆内，腾讯基金会利用微信支付功能向爱佑慈善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首次试水微信公益捐赠。
2014年3月，贝晓超在中华儿慈会举办的“公益携手行”沙龙上表示，新浪微公益平台将于4月上线手机端捐赠，“这款产品上线后，能够在35秒内实现用户的公益捐赠意愿。”
公益机构也不断加快适应移动互联网的步伐。
“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免费午餐的机遇是能够便捷地争取更多的支持，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解决乡村儿童的饥饿与营养不良问题。由于移动互联网的便捷，一个公益项目的成就与问题都能够被迅速传播，所以我们需要如履薄冰地做事，确保项目不出食品安全等问题。”邓飞坦言。
邓飞最新的公益项目e农计划，正是一次借助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力的尝试，通过微信新媒体及淘宝电商平台，为偏远山村农民出产的绿色农产品，对接上一个更广阔的市场，试探一种新的扶贫机制。
邓飞还有另一项新计划，就是依托微信平台做一个媒体，以强化公益项目群与公众的互动，“这个媒体采用公民记者的概念，让每一位身在一线的志愿者或到一线参观的捐助人，借助我们的媒体平台，将看到的美好事物发布出来。我们要用美的画面、美的故事去打动人，而不是表现一些可怜兮兮的东西。我们要让捐助人看到他们的捐助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变化，从而激发更多的人成为捐助人。”
“移动互联网时代，公益机构要顺应潮流，引入最新的互联网技术。继续沿用传统思路和方法做也可以，但机构的影响力会变得越来越小。”汤敏告诫公益机构，“其实，技术层面的东西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具体怎么用，用到什么地方。”
徐永光很欣赏小米公司CEO雷军的一句名言，“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对于公益机构而言，移动互联网就是一个风口。如果你站到了这个风口，哪怕你是一头‘猪’，你也能飞起来。”徐永光说，“我感觉，整个世界会因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迸发出新的创新活力。这对于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来说是一次行业重新洗牌的机会。”